第八编 清代之部 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（下）

一、清代帝系及年历

清代凡十主，二百六十八年。

二、清代对待汉人之态度

清室对待汉人，无论其为怀柔或高压，要之十分防猜。

努尔哈赤极端排汉。

得汉人，分赐满人为奴隶，壮丁十三名为一庄，按满官阶级分与。得儒生，则杀。是其时尚无野心。

太宗则改用怀柔政策。

满、汉分居，设官治理。天聪三年，许儒生经考试免徭役。

对汉奸尤刻意利用。

孔有德、耿仲明降，太宗以抱见礼待之。洪承畴尤所崇重，尝譬其下，谓：“君等皆瞽（gu,3）目，今得一引路者，吾安得不乐？”时有永平巡抚张春，被执不屈，太宗自往拜之；春骂，不之罪。祭妻用崇祯年号，太宗命以少牢往，春不受。凡留九年，欲移辽阳，不许；不食而死，乃葬之辽阳。

世祖入关，初则重用降臣，开科取士。大抵在顺治十年前多尔衮时代。继则一转而用高压。

盖因江南已定，顾忌渐少也。清人以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得北京，初四即下令剃发，二十四日又听民自由。及下江南，又下剃发令，限十日开剃，有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之命。江阴、嘉定皆招屠城之惨。十七年，张晋彦序刘正宗诗，有“将明之材”语，世祖以其言诡谲不可解，绞正宗而斩晋彦。此为以后文字狱开先例。始立“二臣”之目，谓明臣而不思明，必非忠臣。大兴科场案，又有江南奏销案，被累者一万三千余人，缙绅之家无免者。此等事对晚明积弊，固多所矫正，惟清廷则藉以痛压士大夫而取悦民众，实自有其统治上之一番用意也。

直至康熙初年，其势有增无已。

二年，有湖州庄氏史案，潘力田、吴赤溟等七十人遇难。三年，孙夏峰被告对簿。七年，顾亭林济南下狱。黄梨洲则四被悬名购捕。

及吴三桂起事，清廷乃又一转其面目。

十二年，吴三桂反，是年即有诏荐举山林隐逸。十七年，诏征博学鸿儒。各地所举一百四十三人，取一等二十，二等三十，俱授翰林。明年，开明史馆，命彼等篡修明史。以国史大业牢笼遗民志士，可谓苦心。然此等应征而来者，均属二、三流以下人物耳。如顾亭林、黄梨洲，李二曲诸人士，皆不能招致。

逮雍正嗣位，固由其天性刻薄猜忌，亦因中国已俯首帖耳不复反侧，赵翼檐曝杂记载：康熙时，科场舞弊，有称贺于上前者，谓：“国初以美官授汉儿，汉儿且不肯受。今汉儿营求科目，足觇（chan,1）人心归附。”遂又重施高压。

其时文字狱迭起。二年，有浙人汪景祺、查嗣庭之狱。汪为年羹尧记室，有西征随笔。查因江西考试出题为“维民所止”，暗射雍正无头。四年，有浙人吕留良之狱。湘人曾静读吕遗书，劝岳钟琪反正，兴大狱。吕已死，戮尸。七年，有广西陆生枬（nan,2）之狱。因著通鉴论，主复封建，及关于立太子、兵制、君权诸点。盖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兴狱以来，清廷以文字诛戮士人之风又大炽。此乃清廷一贯政策，非雍正一人事。

至乾隆朝，清室已臻全盛，汉人反动心理，殆亦消失净尽，清廷乃益肆高压，达于极点。

乾隆六十年中，大学士、尚侍、供奉诸大员，无一人不遭黜辱。满人对王室自称“奴才”，本欲以教汉人之顺。及汉人愈不反抗，则满人愈无顾忌。其时尚有文字狱，如胡中藻坚磨生诗，有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；徐述夔一柱楼诗咏正德杯，有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搁半边”，及“明朝期振翮（he,2）一举去清都”语；均得罪，较之雍正朝狱益琐细。又创编四库全书，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，藉征书之名，烧毁犯禁书籍共二十四次，五百三十八种，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。直至五十三年，尚有严谕禁书，谓：“东南诸省，尚未禁绝。”无论明清之际事，即上至关涉辽金事，亦多所更易。即一字一语，亦不放松。用意深刻，前无伦比。

三、清代政制

清代政制，沿明代不设宰相，以大学士理国政，以便君主独裁。乾隆书程颐经筵劄子后，谓：“为宰相者，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，至目无其君，此尤大不可。”

命官则沿元代，满、汉分别，如内阁大学士，满、汉各二人，协办大学士，满、汉各一人。余仿此。而实权多在满臣。

且满洲、蒙古无微员，从六品首领、佐二以下官，不以授满洲、蒙古。宗室无外任。外任道以下官不以授宗室。其督、抚、藩、臬（nie,4）、由特旨简放者，不在此例。

君尊臣卑，一切较明代尤远甚。

明朝仪，臣僚四拜或五拜，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。明大臣得侍坐，清则奏对无不跪。明六曹答诏皆称“卿”，清则率斥为“尔”。而满、蒙大吏折奏，咸自称“奴才”。又按：清初汉大臣对满洲亲王亦长跪。鹤征录：“康熙二十六年正月，诸王大臣议礼，阁臣白事，向诸王长跪移时，李之芳年老踣（bo,2）地。高层云官给谏，抗章弹奏，遂令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。”又东华录：“康熙二十七年，给事中高层云疏参大学士王熙向康亲王杰书等跪语，王俱坐受。”

雍正时别设军机处，自是内阁权渐轻，军机处权渐重。然军机处依然非相职。

军机处并无特出之首长，亦无权向各部及各督、抚直接发布命令。盖军机处仍不过为清王室一御用机关，不得目之为政府中之最高枢机。

并有所谓“廷寄谕旨”，最高命令以军机性质行之，更无外廷参预意见之余地。

清制，凡巡幸上陵、经筵、蠲（juan,1）赈、内臣自侍郎以上。外臣自总兵、知府以上。黜陟，及晓谕中外事，用明发上谕，交内阁，以次交部、科。凡诰诫臣工、指授兵略、查核政事、责问刑罪之不当者等事，用寄信上谕，由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，出发即封入纸函，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（qian,2）之，交兵部加封，发驿驰递。

六部仅为中央行政长官，其权任亦大削。

清六部长官均无权对各省督、抚直接发布命令，则不得谓是总辖全国之行政长官。又各部尚书、侍郎均有单独上奏之权，则各部尚书亦江不得谓是统率各该部之惟一长官。清制六部尚书、左右侍郎俱满、汉各一人，则一部而长官六人。此等各无专事，甚或朝握铨衡，夕兼支计，甫主戎政，复领容台；一职数官，一官数职，曲存禀仰，遑论建树。

明废宰相而提高六部实权，吏、兵诸部尚书，在明代多卓著声绩。清则无宰相，而六部亦几下侪（chai,2）于具员。光绪三十一年，王大臣奏言政治积弊，谓：“名为吏部，但司掣（che,4）签之事，并无铨衡之权。名为户部，但司出纳之事，并无统计之权。名为礼部，但司典礼之事，并无礼教之权，名为兵部，但司绿营兵籍、武职升转之事，并无统御之权。”此种情形，盖自清初即尔。

虽仍设给事中，然其性质，转为御史官之一部，对朝廷诏旨，无权封驳。

清代重要折奏皆归军机处，外廷无可预闻。设六科给事中，并隸（li,4）于都察院。都察院有给事中三十人，监察御史四十四人，皆得单独参劾上奏。台、谏合一，给事中以稽查六部百司为主，与御史职务相同，完全失却谏官本意。事亦始雍正初。汉臣有抗疏力争者，竟不获。

用人大权，则全出帝王意旨。既不属之宰执，亦无所谓“廷推”。

南朝宋营阳王时，景平元年。以蔡廓为吏部尚书，廓谓傅亮曰：“选事若悉以见付，不论。不然，不拜。”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，羡之曰：“黄散以下，悉以委蔡，宋黄门第五品。吾徒不复措怀。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异同。”廓曰：“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。”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。遂不拜。

唐制有“敕授”，有“旨授”。敕授者，五品以上，宰臣奏可除拜之。旨授者，六品以下，吏部铨材授职，然后上言，诏旨但画闻从之，而不可否。韦贯之尝言：“礼部侍郎重于宰相。”宪宗诘（jie,2）之曰：“侍郎是宰相除。”贯之曰：“然侍郎为陛下柬宰相，得无重乎？”是自古用人，皆归相职与吏部也。

明废宰相而吏部权重，铨政主于文选司，自部、院属官，府、县正佐，皆听吏部择人注授，而大僚则由廷议会推。明制内阁大学士、吏部尚书由廷推，或奉特旨。侍郎以下及祭酒，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廷推。太常卿以下部推。通参以下，吏部于弘政部会选。在外官，惟督、抚廷推，九卿共之，吏部主之。布、按员缺，三品以上官会举。惟廷推大权，实在吏部。可参看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明吏部权重条。

朝臣用舍，权仍在外。孝宗时，陕西缺巡抚，吏部尚书王恕推河南布政使萧桢；诏别推，恕执奏不可，帝卒用桢。又中旨复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官，大学士徐溥等拒不可，谓：“即位以来，未尝有内降。幸门一开，末流安底？臣等不敢奉诏。”又穆宗时殷士儋（dan,1）籍太监陈洪力，取中旨入阁；御史赵应龙劾之，殷不安其位而去。此皆明代皇帝在法理上无权直接用人之史证也。清代首罢廷推之制，内外大员皆由特简。即一命以上，由部案例注阙者，亦必经引见，然后给凭赴职。用人行政，事事悉仰君主一人之独断，务求柄不下称，实中国有史以来之创局也。

政权既集中于中央，其实只是集中于内廷。而各省又总督、巡抚常川监临，殆于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。

明代地方长官，以布政使为主，巡抚、总督皆系朝官临时出使。事毕复命，职亦消灭。清制，督、抚常驻各省会，总督皆称“总督某某等处地方、提督军务粮饷”，或“兼巡抚事”云云。巡抚则云“巡抚某某等处地方、提督军务粮饷”云云。又或作“节制各镇兼粮饷”云云。是明为军职矣。

而总督又兼“右都御史”衔，巡抚兼“左副都御史”衔，均得单独上奏参劾。而布政使则掌宣化承流，帅府、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，上下其考，报督、抚上达吏部。大计之权，又全在督、抚，地方官吏黜陟，凭其意见。督、抚权乃日重，布政使仅如其属吏。康熙亲政，以亲民官须谙利弊，命督、抚举贤能。雍正元年，论督、抚甄别知府。嘉庆亲政，以知府承上接下要职，严谕各督、抚考核。咸丰时，军书旁午，民生凋敝，申谕督、抚随时严察。此皆清代地方政事付之督、抚，不付布政使之证。

而国家有大兵役，又必特简经略大臣、参赞大臣，亲寄军要，督、抚仍不过承号令，备策应。

经略大臣、大将军、将军皆简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或都统亲信大臣为之。遇大征伐，则置。终清世，汉大臣拜大将军，满洲士卒隶麾（hui,1）下受节制，惟岳钟琪一人。

及其承平无事，各省皆用满人为驻防将军。

八旗驻防，简将军、都统领之，将军乃专为满阙。

甚至绿营亦多用满员。

雍正六年，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言：“京营参将以下，千总以上，不宜专用汉人。”得旨。满洲人数本少，补用中外要缺已足。若京营参将以下，悉用满洲，则人数不敷，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。乾隆间，拣发各省武职，率以满人应选。帝曰：“绿营将领，满、汉参用。若概将满员拣发，行之日久，将绿营尽成满缺，非所以广抡选而励人才。”饬所司议满、汉间用之法。然至三十八年，兵部复疏言：“直隶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四川五省，自副将至守备，满缺六百四十七。各省自副将至守备，千一百七十九缺，向以绿营选补，现满、蒙在绿营者逾原额两倍”云云，则满员仍充塞于绿营也。

国家收入，尽以养兵。

梁诗正疏：乾隆三年。“各省钱粮，大半留充兵饷。不敷，邻省协拨。解部之项日少。”又云：乾隆十年。“每岁天下租赋，以供官兵俸饷。各项经费，惟余二百余万，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。”

而各省督、抚，亦以用满员为主，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。

顺治入关，初议各省督、抚尽用满人，魏裔介为给事中，抗疏力争而止。康熙时，三藩平，仅议山、陕两抚不用汉人。时汉人为督、抚者尚多，故议用满人巡方以监察之。雍正朝，督、抚十七八皆汉军旗，朱批谕旨，常斥汉军卑鄙下贱。乾隆朝，直省督、抚，满人为多，汉人仕外官能荐至两司，已为极品。及季年，各督、抚无敢抗。咸丰以后，始汰满用汉。同治初，官文总督湖广官罢，满人绝迹者三年。仅英翰擢（zhuo,2）至安徽巡抚。当同治己巳（si,4）、庚午间，各省督、抚、提、镇，湘、淮军功臣占其大半，然不久满人势力复盛。甲午后，满督、抚又遍各省，以迄于亡。

其援用汉人，则先旁省而抑江、浙。

乾隆八年，杭世骏奏：“天下巡抚尚满、汉参半，总督则汉人无一焉。又果于用边省之人，而十年不调者，皆江、浙之人。”

内外官制分别又严，地方亲民官甚少升迁之望。

明有行取之制，在外推官、知县等可以入任科道。清乾隆中停止之。

亦无展布余地。

清制于县、府上加道，省、布政司。道、府、厅、州。县，已成四级。上有督、抚为五等。长上加长，临制益密。地方亲民官，仰承奉迎之不暇，何论实济政事？

“三藩”乱后，各省钱粮，扫数解京，地方绝无存留，更不必言建设。

康熙以前，各项钱粮，除地丁正项外，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。自“三藩”之变以来，军需浩繁，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。其留地方者，惟俸、工等项。此外则一丝一粒，无不陆续解京。虽有尾欠，部中亦必令起解。地方扣留财赋，不解中央，其事始咸丰时。正是各省满员淘汰，汉人重复起用之际也。

雍正以后，并以“火耗”归入正项，地方更无余款，更说不到实济。

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，谓：“康熙间法制宽略，州、县于地丁外，私征火耗。其陋规匿税，亦未尽釐（li,2）剔。自耗羡归公，一世弊窦，悉涤而清。然向者本出私征，非同经费，端介有司不敢苟取，贤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，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。自耗羡归公，输纳比于正供，出入操于内部。地方有应行之事，应兴之役，一丝一忽，悉取公帑（tang,3）。有司上畏户、工二部之驳诘，下畏身家之赔累，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，日奔走之以为勤，遂成天下之大弊。”

虽内如翰林编、检，外如道、府长官，亦不得专折言事。

清制，京官除各部、院堂官及道科外，外官除督、抚、藩、臬外，均不准专折言事。翰林院编修、检讨，皆由庶吉士授职，士林欣羡，以为荣遇，然谋议不参，谏诤（zhen,1）不纳。寮友过从，但以诗、赋、楷法相砥（di,3）砺（li,4），最高讨论经籍训诂（gu,3）止矣。较之明代以翰林储才之初意，差失甚远。翰、詹（zhan,1）授日讲起居注官得递折。道领数郡，府领数县，职位于外官不为不崇，然清代既上临以督、抚、藩、臬，又禁不许专折言事，以视汉之太守得直达天子者，相去已远；就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之，更难相拟。

又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。

顺治九年，立卧碑于各直省儒学之明伦堂。凡军民一切利病，不许生员上书陈言。如有一言建白，以违制论，黜革治罪。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，立监结社，把持官府，武断乡曲。所作文字，不许妄行刊刻，违者听提调官治罪。

按：明史选举志：“洪武十五年，颁禁例十二条，镌（juan,1）立卧碑。”有云：“一切军民利病，农、工、商贾皆可言之，惟生员不许建言。”惟并不禁立监结社与刊刻文字。即不许建白之禁，在明代实系具文。故生员把持地方，至顾亭林拟之为“魏博牙军、成都突将”。至清代始对士人言论、结社、出版三大自由，皆切实严禁。清初如金圣叹诸人，即因此横罹（li,2）非辜。自后士人遂无敢犯者。又按：明卧碑又有一条云：“生员内有学优才赡（shan,4），深明治体，年及三十愿出仕者，许敷陈王道，讲论治化，述作文词，呈禀本学教官，考其所作签名具呈，然后亲赍（ji,1）赴京奏闻，再行面试。如果真才实学，不待选举，即行录用。”是明制不许生员建言军民利病，而许其敷陈治道，与清制用意自别。

清廷又划山海关以外称东三省，其政制不与内地同。

按：辽河东、西岸，其地久为中国之一部分。如燕太子丹之逃秦，卫满之独立，以至三国时公孙度之称帝，其合则为中国之郡县，其分亦中国人之事业。满洲起于吉林长白山外，辽河两岸皆逐步取之于明。及入关以后，惟恐中国不能久踞，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，备作退步。称奉、吉、黑为东三省，悉以将军、都统治之，不许汉人出关。往来过山海关，必凭文票。奉天地方，非贸易营运人不准前往；准往者，仍不得冒滥入籍。吉林则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垦。

不惟吉、黑两省不能开发，而辽宁一省因与中国隔绝，其地文化亦有退无进。直至光绪末年，始仿内地行省例设立道、府、州、县，并开放直、鲁各省人得出关开垦。中国近代东北文化之落后，实由清人以私意闭塞之也。又山西归化城、大青山今绥（sui,2）远境。种地民户，亦禁令不许私添。直隶平泉、建昌、朝阳、赤峰四州县，今热河境。亦不准多垦一亩，增居一户。台湾亦禁止内地人民偷渡。此等禁令，皆至光绪时始废。

其对蒙古、西藏、青海，则一以旧俗羁縻（mi,2）。

扶植喇嘛势力，禁止汉、蒙通商，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闭塞之情势。新疆一省，亦划为满员衣食之禁地。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后，其禁遂弛，汉人接踵移殖，故其地开发情况较佳。

理藩院无汉人，使汉、蒙不相接，以便其箝制统治之私。

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满洲一人，特简大学士为之。尚书、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，间亦有蒙古人为之。额外侍郎一人。以蒙古贝勒、贝子之贤能者任之。

其用刑残虐，则亦沿袭元明之制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，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：“请删除重法三事：一曰凌迟、枭首，戮尸。凌迟，唐以前无此名目。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。宋熙宁以后，渐亦沿用。元明至今，相仍未改。枭首在秦汉时惟用之夷族之诛。六朝梁、陈、齐、周诸律，始于斩外别立枭名。自隋迄元，复弃不用。今之斩枭，仍明制。戮尸惟秦时成蟜（jiao,3）军反，其军吏皆斩戮尸，见于始皇本纪。此外历代刑制，俱无此法。

“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，专指谋杀祖父母、父母而言。国朝因之，更推及于强盗。按：雍正时吕晚村即戮尸寸剉（cuo,4），则不止于推及强盗而已。一曰缘坐。缘坐之制，起于秦之参夷，及收司连坐法。汉高后除三族令，文帝除收孥（nu,2）相坐律。惟夷族之诛，犹间用之。晋以下仍有家属从坐之法。唐律惟反叛、恶逆、不道，律有缘坐。

“今律则奸党、交结近侍、反狱、邪教诸项俱缘坐。一案株连，动辄数十人。一曰刺字。刺字乃古墨刑，汉文帝废肉刑而黥（qing,2）亦废。魏晋六朝虽有逃奴劫盗之刺，旋行旋废。隋唐皆无此法，石晋天福间，始创刺配之制，相沿至今。”

据此知清代用刑，实袭用历代之重法。虽无明代厂卫廷杖之惨，而文字狱之深刻，则过于明尤远。

大臣稍失意旨，辄下外廷判罪，阳示至公极仁，而外廷仰承鼻息，加苛倍刻，遂开有史未有之先例。

最著者，如年羹尧逮至京师，以雍正三年十二月。下议政大臣、三法司、九卿会鞫（ju,2）。具狱辞：“年羹尧大逆之罪五，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，狂悖之罪十三，专擅之罪六，忌刻之罪六，残忍之罪四，贪黩（du,2）之罪十八，侵蚀之罪十五，凡九十二款，当大辟。”然后由雍正下谕贷其死。凡清廷杀大臣例如此。

其尤可笑者，清制，国恤，诸臣当于百日后剃发。乾隆孝贤皇后崩，有锦州知府金文醇被劾违制，逮下刑部拟斩。乾隆以为不当，责尚书盛安沽誉，予重谴。而江苏巡抚安宁又举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剃发如文醇，因并命逮治。且诏诸直省察属吏有违制剃发者，不必治罪，但以名闻。时塞楞额为湖广总督，亦剃发，具疏自陈。乾隆谕文醇已拟斩决，岂知督、抚中有周学健，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，因释文醇、学健，赐塞楞额自尽。然学健终因此以他罪诛。盖积威之下，廷臣惟务刻深免祸，乃至以剃发一小节诛两大臣。而清廷满、汉歧视之心，更昭然若揭矣。

以清代与元代相比，清代汉化之程度特高，元恃武力，故轻视中国。满洲无所恃，故刻意模仿汉化。而其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则一。

四、清代之武功

至言清代武力，其得久踞辽河两岸并以入关，胥由明政黑暗，又获汉奸之助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，记吴三桂败李自成军，至乾隆五十一年；令据开国方略修改。此下平南明，破李自成、张献忠，要之明降将之力为多。

及平“三藩”，亦全用汉将。绿营正式代旗兵而起。

时勒尔锦驻防荆州，埋南怀仁制造之大炮而先自退却。有欲举襄阳以北降者，赖蔡毓荣持之以免。见熙亭杂录。康熙明诏罪满洲亲王、贝勒以下畏怯误事者近二十人。可见其时满洲士气已不堪用。其前与明交锋，亦未占绝对胜利也。其时所用绿旗兵。多至四十万。云、贵多山地，皆以绿营步兵继之。其后准部、回疆、金川，亦皆绿旗勋绩。

及至中国内部统一，则对外例可有一段武功。秦、汉、隋、唐、明代皆然，惟宋为例外，其故已详前。又清军已知用炮，蒙古、回之败颇以此。

其时有名大将，实以汉人为多。

如康熙时勘定台湾之姚启圣、施琅（lang,2）。雍正时征厄鲁特之年羹尧、岳钟琪，苗疆改流之张广泗。乾隆时金川之役之岳钟琪。嘉庆时湖、贵征苗之傅鼐，东南靖海之李长庚，征剿川、楚教匪之杨遇春、杨芳、刘清。道光之时定回疆之杨芳等。大抵为大帅、事定得封爵极赏者多满人，而干济成功者多汉将。如平三藩多陕、甘将，平三省教匪多蜀将，平东南海盗多闽将。

魏源圣武纪谓：“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，往往言胜不言败，书功不书罪。按：此指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七卷。如三藩之役，顺承郡王、简亲王逼迫于楚，贝勒洞鄂失机于陕，将军舒恕观望于粤；准噶尔之役，蒙古王丹津纵寇于鄂尔昆河；一概不书。即如傅尔丹和通泊之败，额楞特喀喇乌苏之败，亦略及之而不详。参赞额勒登额逗援于缅甸，温福偾（fen,4）事于金川，巴忠、成德、鄂辉贿和于西藏，恒瑞老师于台湾，亦一概不书。”岳钟琪为大将军，赴京师，命纪成斌摄其事。纪命满人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驼马。廪畏寒避山谷间，以偏裨（pi,2）五十人放牧。及马驼为敌所掠，廪弃军逃。成斌收缚欲斩之，会钟琪至，惊曰：“君今族矣。满洲为国旧人，吾侪岂可与抗，以干其怒？”遂释廪。及查郎阿巡边，故廪戚，因控钟琪入之罪。其时满、汉情形如此。尤甚者，则如乾隆之终为福康安杀柴大纪。

至于乾隆十全武功，已成强弩（nu,3）之末，徒为粉饰，自耗国本。

乾隆初次金川之役，兵费二千余万两。准、回之役，三千三百余万两。缅甸之役，九百余万两。二次金川之役，兵费七千余万两。廓尔喀之役，一千有五十二万两。台湾之役，八百余万两。总计在一万五千万两以上。

缅甸事发难于乾隆三十一年，终了于乾隆五十四年，阅二十余载。帅臣屡易，费帑九百余万，而功终未竟。魏源圣武记谓：“亦小夷气数未熸（jian,1），天姑少延之。”又谓：“刺虎持鹬（yu,4）功在乘时，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。”或谓缅甸数攻不下，乾隆乃重贿其酋，使贡象数匹以博“十全老人”之头衔。故魏源谓：“金川西南之役，难于新疆；安南缅甸之功，让于西藏。”

金川始事，温福、阿桂皆奏言：“满兵一人，费至绿营三人。八旗兵饷较绿营兵饷大率相差一倍。不如止满兵，多用绿营。”川、楚之役，勒保亦言：“征黑龙江一人，可募乡勇数十人，不如舍远募近。”是十全武功亦多汉人力。

此种不健全的统制，到底要维持不下去，而清代自乾隆以后，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