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正式讲这个故事之前,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安乐死。其实,安乐死的意思并不难,就是它的字面含义“平静的死亡方法”。它是英语Uthanasia翻译过来的。所谓“平静的死亡方法”,不用说,指的就是让身患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亡时免受无尽的痛苦,利用注射药物或其他方法,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,让病人在安乐中死去。据说——这种方法竟然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非常盛行了,托马斯·莫尔在《乌托邦》中也描述了通过安乐死让人死亡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日本自古以来有没有人探讨过安乐死,但被迫施行安乐死的医生肯定不在少数。

我从T医科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问,一直在内科教研室B老师的指导下进修。之后我回到家乡美浓深山的H村,在那里开了家诊所。朋友们都劝我在东京开业行医,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城市的氛围,最终还是选择了悠闲的山村生活。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有学问的人很少,所以我诊所的生意十分兴隆,就连十里以外的病人都会专门赶来看病。我每天骑着马,往往要走两三里地去给病人看病。

在内科教研室实习期间,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临终前的病人,由此开始认真考虑安乐死的事情。我常常想,在身患绝症的病人临死之际,通过注射樟脑液等强心剂,让病人逐渐衰弱的心脏勉强兴奋起来,无端延长患者的痛苦,果真是恰当的做法吗?在癌症患者临终之际,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,完全消除他的痛苦,让他平静地像入睡一样死去,这对患者来说可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呀!其实,急性腹膜炎患者的痛苦,是让人惨不忍睹的。看着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,呻吟挣扎的样子,要是不狠下心来的话,你是绝对做不出给他注射强心剂这一决定的。又如,患上脑膜炎后,病人会意识全无,只能感觉到剧烈的疼痛,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所以让病人早点儿安详地死去,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。

我想人之所以害怕死亡,最主要的原因是畏惧临死前的痛苦,即所谓的“临死之苦”吧。如果没有临死前那种无法诉说的痛苦的话,人们就不会那么畏惧死亡了。很多老人都会反复说想得脑溢血之类的病猝然死去。人越临近死亡当然就越容易想到死的事情,考虑到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,老人们肯定都是愿意安详地死去的。据说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在临死前也大叫“让我安乐死!让我安乐死”,如果换作是我自己,得了不治之症后,在临终前剧烈的疼痛来临之时,我肯定也会选择安乐死这种方式来逃避那种疼痛的。很多情况下,其实是病人的家属实在不忍心看着病人那么痛苦,他们会请求医生:既然已经无法治愈了,还不如让病人少受病痛的折磨,早点儿安详地死去为好。有时也会有病人亲自恳求医生让自己早点儿死去。这些例子以前是很常见的。

可是现在的医生,根据法律不会随便让病人在任何情况下死去的。也就是说,如果医生故意施行安乐死术的话,是要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的。所以任何一位医生,在明知只会徒增病人痛苦的情况下,也只能尝试用注射樟脑液等方法,尽量延长病人十分钟、二十分钟毫无意义的生命。所以可以说,按照“临终前要注射樟脑液”这一无意识的惯例,不顾患者痛苦的做法,是现今医生们的一大通病。不过,这不是医生的问题,而是法律存在问题。当然,有的病人通过注射樟脑液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,因此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,为绝望的病人尝试注射樟脑液的做法难道不是医生的职责吗?可我认为,要不要注射樟脑液要根据病人所患的疾病来决定。对急性肺炎患者使用樟脑液会有奇效,可对恶性肿瘤患者来说,就不会有奇迹出现了。而且患恶性肿瘤的病人会伴有剧烈的疼痛,如果你亲眼看到病人那种疼痛难忍的样子的话,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无动于衷的。据说在欧美各国,因人们不忍看到用于医学研究实验的动物遭受巨大的痛苦,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对生体解剖运动。特别是在英国,除非获得许可,一般对动物施行手术时必须要在麻醉状态下进行。就连动物的苦痛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人的苦痛当然就更需要医生们的注意了。既然消除病人的苦痛是医学的目的之一,我认为医生就应该通过研究分析来实施安乐死术。

不过,我在内科教研室进修期间,一次也没给病人实施过安乐死。这是因为,要是违背法律实施安乐死而被发现的话,我个人倒无所谓,关键是会牵连到以B老师为首的全体教研室的同事们。因此,尽管我内心并不愿意那么做,可还是和其他医生一样狠下心来让患者承受无意义的痛苦。这样的事情越多,我内心就越想尽快离开这个都市,以便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行医。况且,我的母亲还一个人在家乡孤独地等着我回去,所以两年的进修时间让我觉得非常漫长。

我终于回到了深山里的故乡。诊所一开张,我就偷偷地给很多病人尝试实施了安乐死。几乎所有的病人死之前都非常痛苦,可当我给他们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后,不一会儿,他们就会沉沉地睡去,就这样完成了所谓的大往生这一心愿。当然,我会事先告诉病人家属:病人的病已经无法医治。我会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,采用合理的方法不让病人多受一分钟折磨。征得病人家属同意之后,才给病人注射吗啡。看到病人神情安详地在睡眠中死去,病人家属都会说,病人临终前很轻松,这是对病人的最大安慰。说来也很奇怪,这样的事多了以后,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:“那位医生真的能让人轻松往生!”而我的诊所也随之热闹了起来。西洋有句谚语说“庸医杀死人,良医医人死”,的确如此。我现在深深体会到,让病人在安详中死去的医生也会成为名医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,本来医活病人的医生才是名医,现在让病人死去的我反倒也成了名医,这都让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同时这也让我觉得人的心理可真是难以捉摸!

有了这种评价后,为了不让患者遭受病痛的折磨,我更加频繁地实施起安乐死术来。不过,给病人实施安乐死这件事我对自己的家人还是严加保密的。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九年时光,直到有一天,因为一件事,不仅彻底否定了我主张的安乐死,还让我完全放弃了从医这一职业。你说什么?你是不是说因为我实施安乐死被发现了?不,不是的!你就从头慢慢听我说吧。

要说这件事,首先必须从我的家庭说起。我在乡下开业行医的同时,和同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一个姑娘结了婚,并在第二年有了一个名叫义夫的男孩儿。但不幸的是,生下义夫一年之后,我的这位妻子就因伤寒去世了。什么?你问我那时给我妻子实施了安乐死没有?没有!因为我妻子患的伤寒特别严重,她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毫无痛苦地死去了。妻子去世后,我的母亲一直替我照顾义夫,我也就一直没有再成家。直到义夫七岁那一年,我的母亲因脑溢血去世了。此后不久,我因为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方便,于是在别人的劝说下和家乡附近O市的一个女人再次结了婚。在这儿夸奖自己的儿子有点儿不太好意思,但我儿子义夫的确非常聪明伶俐。当时我还担心在后母的照料下他的心理会不会产生阴影。好在我的第二任妻子很心疼义夫,义夫也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敬爱她。大概有一年的时间,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得快乐平静。家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,还住着一名护士,一个女佣,还有一个马夫,他们全都是性情和善之人。所以我们家很幸福,每天都充满着明媚的阳光。

可这个和睦的家庭,却突然间遭遇了一场暴风雨的袭击。要说原因的话,就是因为我那第二任妻子的性格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首先,她的嫉妒心越来越重。看到我和女护士或女佣说话时间稍微一长,她就直接冲我和那两个女人发脾气。接着,对义夫也越来越刻薄。只要义夫有一点儿过失,她便对他大发雷霆。我原以为这只是因为妊娠反应而暂时出现的心理变化,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平静下来的,所以一直尽量忍耐着。可她歇斯底里的举动却日渐增多,到最后,甚至冲着义夫大喊:“像你这种顽皮的孩子给我去死吧!”尽管这样,义夫依然顺从着她,讨她的欢心,让人在一旁看着都会心疼不已。女佣和马夫如果同情义夫,在旁边护着他的话,反而会让妻子更为恼火。不久她便开始因小事扔东西砸义夫了。我很心疼义夫,可想来想去,觉得只要忍受到她分娩就会没事的,所以还悄悄对义夫解释说:“不论妈妈再怎么说你,你都一定要对她道歉说‘请饶了我’!”义夫认真地遵从着我的嘱咐。这对孩子来说,内心是多么痛苦啊!幸好那时义夫开始上小学了,有了和后母分开的时间,这对义夫来说,真的算是一件好事了。

义夫的学校位于离我家五町远的地方。因为途中有一个十丈深的悬崖,所以义夫上学的第一个月,我让女佣阿清每天去接送他,之后的日子他便开始一个人上学了。每天傍晚,我出诊回来时,听到马蹄声,义夫便会兴高采烈地到门口来迎接我。每次看到义夫那天真无邪的笑脸,再想想妻子对他的冷漠无情,我的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。

事情就发生在那一天。那是梅雨季节一个阴沉沉的日子。就像石川啄木的诗“望着那昏沉沉的、阴暗的天空,我似乎想要杀人了呀”中所说的一样,那天让人感觉心情沉重;笼罩山顶的厚厚的乌云,就像恶魔吐出的毒气一样,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毛骨悚然的气味。那天我依旧到很远的地方去出诊,直到下午五点才满身疲惫地回来。可令我纳闷的是,那天并没有看到义夫到门口来迎接我。因为马夫前一天回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,不在我身边,所以我自己到马厩拴好马,刚走进家门,就看见妻子从里面冲了出来,气呼呼地说:“你看看,义夫这家伙顽皮不顽皮,光顾着玩儿,直到现在也不回家!”

“怎么回事啊?是不是学校里有什么事呀?”

明知学校不可能有什么事,可为了不让妻子发火,我站在门口轻轻地这样说:“哪可能呀?恐怕是不愿意看见我,故意晚回家的吧!”

我知道义夫几乎不会出去玩儿的,听了她的话,我心里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。为了不让妻子生气,我说道:“让阿清她们到附近去找找吧。”

“阿清和加藤有事出去了,不在家!”

妻子冷冷地答道。加藤就是那个女护士的名字。

这时门口传来了喧哗声,我马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在吃惊的同时,我不由抬头看了妻子一眼,她也正两眼冒火似的盯着我。

“大夫,您儿子……”

我刚冲出门,村里的男人便对我叫道。穿着校服的义夫满身泥巴,被四五个人放在门板上抬了过来。

“您儿子掉到悬崖下面去了,真可怜!好像还有气息呢,您赶紧抢救吧!”

这之后,我采取了什么行动,直到现在仍然想不起来。总之,几分钟后,义夫被仰面放在诊室一角的床上,我和妻子站在床头检查他的伤口。村里人回去以后,四周一片森然。“滴答滴答”的钟声在室内回荡,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。看起来义夫是脸朝下掉下悬崖时碰到了岩石上,他右胸前部的肋骨断了三四根,两个手掌大小的伤口周围血肉模糊。他紧闭着双眼,呼吸极其微弱,虽然脉搏用手几乎感觉不到,但用听诊器一听,他的心脏依然在微弱地跳动着。

我僵直地站了起来,把放在玻璃小圆桌上的强心剂,也就是樟脑液药瓶和注射器拿了起来。

“你要干什么?你难道要让义夫受罪吗?”妻子想要阻拦我,用颤抖的声音说。

或许那时我有片刻踌躇,又或许我的心里在想,自己主张安乐死都十年了,此刻却要自己的儿子遭受痛苦的折磨吗?无论如何,我十年来一直坚持实施安乐死的主张在那一瞬间彻底土崩瓦解了。人除了有理性的行为外,还会有条件反射性的下意识行为。那一刻,那种本能的条件反射,容不得我去理性地考虑问题。

我推开妻子,给义夫打了三针。妻子在旁边好像一直想要说什么,可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。眼看着义夫的嘴唇由酱紫色变成了鲜红色。我心中暗叫:“太好了!”注射了第四针后,义夫一下子睁开了双眼。

“义夫,你能听见吗?”我凑到他眼前轻声问道。

看到他轻轻点了点头,我的眼泪止不住“吧嗒吧嗒”地掉了下来。接着义夫的嘴慢慢动了起来,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

这个时候,妻子突然伸出右手,用力捂住义夫的嘴和鼻子,好像要让他窒息一样。

“你想干什么?”

我使出浑身的力气,抓住妻子的肩膀一下就把她推开了。妻子一下子跌坐在地上,撞翻了玻璃小圆桌。玻璃破碎的巨大声响,把义夫吓了一跳。他嘴里开始轻轻地说着什么。我排除一切杂念,集中精神,紧紧地盯着他的嘴唇。

“……妈妈……请原谅我。……被您推下悬崖的时候……我马上死掉就好了……”

我感觉脑袋“轰”的一声,就像被雷击中一样。接着眼前

一黑,昏了过去。之后,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义夫临死前嘴里吐出的血泡,也隐隐约约听到妻子在身后发疯地叫道:“啊哈哈,你不是说不能用强心剂吗?……啊哈哈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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