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点一刻左右,我们回到办公室(除了珀西,他被勒令把储藏室打扫干净,在整个干活过程中一脸阴郁),我有个报告要写。我打算在值班桌上写,要是坐进了更舒服一些的办公椅,我很可能会瞌睡过去。想到一小时前才发生的事,这一点可能听着让人奇怪,可我觉得,自前一天夜里十一点以来,我像是足足过了三辈子彻夜无眠的生活。

约翰·柯菲站在囚牢门前,泪水从他那漠然而空洞的眼睛里不住涌出来,让人觉得像是鲜血从某处无法愈合却又并无痛楚的伤口中流出。

靠桌子近处,沃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,身体左右摇摆,哼着一支显然是他自己编造的歌曲,而且还并非全然胡诌。就我所能记得的,歌词大概是这样的:去-烧-烤!我和你!

又红又臭呸呸呸!

不是比利,也不是费城的小菲利,不是杰基,也不是罗伊!

而是热乎乎的小个子,那条滚烫的蔫黄瓜,那人名叫德拉克罗瓦!

“闭嘴,你这神经病,”我说道。

沃顿一咧嘴,露出一口臭烘烘的牙齿。他不会死,至少还没死;他活着,活得很开心,事实上正在跳踢踏舞。“来呀,进来让我闭嘴,怎么样?”

他开心地说着,然后开始哼起了又一段“烧烤歌”,歌词并非完全是唱到哪儿编到哪儿的。歌词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,没错。是一种发霉发臭的智慧,从它本身来看还不失几分聪明。

我朝约翰·柯菲走去。他用手掌擦了擦眼泪,双眼通红,看上去像被擦伤了似的。我觉得,他一定也筋疲力尽了。这家伙一天也就绕着训练场跑上两小时,其余时间在牢房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,怎么会筋疲力尽,我不知道,但我丝毫不怀疑我亲眼所见,太明显了。

“可怜的德尔,”他说话的语调低沉粗重,“可怜的老德尔。”

“没错,”我说,“可怜的老德尔。约翰,你没事吧?”

“他解脱了,”柯菲说道,“德尔解脱了,不是吗,头儿?”

“是的,回答我的问题,约翰,你没事吧?”

“德尔解脱了,真幸运,管他发生了什么呢,他真是幸运。”

我觉得德拉克罗瓦也许就此和他争论过,但我没说出口。我只是朝柯菲的牢房瞥了一眼,“叮当先生哪去了?”

“朝那里跑走了。”他指指铁栏外面,大厅对面的拘押室门。

我点点头,“嗯,他会回来的。”

但是他没有回来;叮当先生在绿里上的日子结束了。我们唯一一次发现他的踪迹,是布鲁托尔在那年冬天看到的:几小片色彩鲜艳的碎木片,加上从屋梁上一个小洞里散发出的薄荷糖气味。

当时我很想走开,却没有走。我朝约翰·柯菲看看,他也看看我,好像很清楚我在想什么。我暗暗命令自己走开,回到值班桌边写报告去。

但是我却喊出了他的名字:“约翰·柯菲。”

“在,头儿,”他立刻说道。

有时候,执意要想知道某件事情的人真的会倒霉,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。我单腿跪下,开始去脱其中一只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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