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九点过后切特·迪卡尔布警官才放我离开托马利湾。今天他不值班,但还是出来了,因为我点名要他来。显然,在和家人共进晚餐时被叫出来,迪卡尔布很不高兴——他住在塔拉林达,离这儿很远——但他没有对我发火。他很礼貌,还对贝托鲁奇的谋杀案多少表现出一点兴趣。

我们在展示厅里谈话,和那些标本在一起。实验室人员、摄影师、警察、县里的验尸官进进出出。屋外,当地居民在冷雾中观望,模糊的影子看起来很像幽灵。救护车上旋转的红灯照得窗户忽明忽暗,像充血的眼睛在眨动着。

我把关于贝托鲁奇的事情全部告诉了迪卡尔布,包括我所有的猜疑以及他和那堆骸骨的联系。“但现在我不知道今晚这儿发生了什么……真他妈的伤脑筋。”

“不一定,”迪卡尔布说,“你的调查和贝托鲁奇的死不一定有关联。”

“不一定,是的。”

“但你认为有。”

“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”

“有可能是个小偷,”迪卡尔布说,“贝托鲁奇抓住他,想用猎枪吓唬吓唬他,他们打起来,枪走火了。砰!打中了贝托鲁奇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或是当地某个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干的。你说似乎没人喜欢他。”

“但为什么是现在呢?那堆三十五年前的尸骨也在同一个星期被发现。”

“巧合。”

“的确。过去几年我也碰到过。但这次……我不知道,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。”

“直觉,”迪卡尔布说,“你不能总相信它们。”

“同意。我看不出这桩谋杀和哈蒙·克雷恩以及失踪的妻子要如何联系起来。”

“你能想出谁可能有动机吗?”

“问题就在这儿。我想不出是谁,想不出杀人动机——尤其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。”

“你告诉过别人你对贝托鲁奇和他妻子的怀疑吗?”

“没有。今天下午我才查到她,然后就直接过来了。”

“谁告诉你他妻子的信息?”

“伯克利的一个女人——玛丽莲·杜贝克,克雷恩遗孀的侄女。但她是个很胖的五十岁的家庭主妇;如果说是她跟踪我至此,解决掉贝托鲁奇的话,就太可笑了。”

“那位遗孀呢?”

“绝不可能。近七十岁了,自从她丈夫自杀后精神就不太正常。”

“嗯,可能杜贝克女士在你离开后,把告诉你的话告诉了另一个人。”

“有可能。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,而且遇上了堵车高峰期,没有人能比我快了。何况我就在离这儿不到十五分钟车程的杂货铺里。杀贝托鲁奇的人必须与我同时到达,或者比我早到一点儿。你认为呢?”

“似乎是这样。”他点点头。

“有邻居看到那辆车吗?”

迪卡尔布摇摇头。“边上两幢房子都没有人。住在这条路另一头的老妇人当时正在做晚餐,此外,她是个半盲人。”

我说:“如果凶手是第一次来这儿,他极有可能找人问路。”

“考虑到了;警察正在调查。我们还是回到你的调查上吧。你有没有告诉谁你第一次见贝托鲁奇的事?”

“只有我的客户。”

“迈克尔·克斯卡顿,”迪卡尔布说着点点头,“我想你没把他列入嫌疑人名单吧?”

我犹豫了,想起昨天和克斯卡顿通电话后想到的事情——如果他妻子不尽快带他去看精神病医生,他可能会失控。然后呢?克斯卡顿这样的人失控了会怎样?杀人是一种可能性;近来有相当数量的疯子制造的暴行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但是杀人总会有动机,我告诉克斯卡顿的关于安吉洛·贝托鲁奇的事没有理由可以使他愤怒到去杀人。此外,就克斯卡顿的身体状况来看也不太可能:他很虚弱,不借助帮助几乎不能行走,而且很少离开屋子。比起他来,我更愿意想象是玛丽莲·杜贝克一路开车到托马利湾杀了贝托鲁奇。

我这么告诉迪卡尔布,他也表示赞同。不过他提出还是要与克斯卡顿谈谈。尽管我不想,但也必须这么做;而且对克斯卡顿来说,可能我先去比较好。

让我离开之前,迪卡尔布记下了这周我拜访过的所有人的名字和住址,包括罗素·丹瑟尔。办事有条不紊,考虑周到,这就是切特·迪卡尔布——具备警察的所有优良品质。他还叫实验室人员从我车子的挡泥板上取下黑色油漆的碎屑。我走后几分钟,那群幽灵般的警察聚集起来,提着聚光灯彻底搜查迪伦海滩路口附近区域,寻找撞击可能留下的任何黑色轿车的蛛丝马迹。

雾仍然很大,我只能慢慢开。到了帕塔鲁马,天气逐渐转成普通的阴天,能见度好起来了。十点四十分,我穿过金门大桥,跨进家门时,时针正好指向十一点。我筋疲力尽,又心有余悸,想马上冲个澡睡觉。但胃提出了抗议,尽管我不饿,也不得不先吃点东西。意大利大香肠、干酪和凤梨味松软干酪。结果我后悔吃了这些东西,它们使我的胃灼热胀痛。

我躺在床上又打嗝又放屁,试图入睡。但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贝托鲁奇被凶残杀害的尸体和涌出的鲜血。我不停地想为什么会有人杀他。这件事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吗?我的直觉一直在说是的,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

动机,动机,该死的动机究竟在哪儿?

早晨七点十分我醒来,眼睛生疼,头痛欲裂,心情沮丧。起来冲了个澡,连喝三杯浓咖啡,才驱走了一夜搅得我心神不宁的噩梦。突然目睹暴力谋杀后我总会这样:做噩梦、日复一日地陷入沮丧。一些警察对谋杀已经见怪不怪了,但我从来没有。这是二十五年前我从刑事侦查局辞职开事务所的原因之一。那时我想可以再也不用见到尸体了,只会见到活人的痛苦和眼泪。显然我错了——上帝,错得离谱。这二十五年来我见过的尸体远比当警察那会儿多。

八点半我拨了凯莉的电话。没人接。我有点失望,不过后来我想起来今天是周六:周六早晨她会出去慢跑,有时候在金门公园,有时候绕着默塞德湖,有时候去玛莲纳公园。她并不痴迷慢跑,也不是每天去跑,一周也跑不到五十英里,只在周六锻炼一下。我随便她怎么做,她也放弃了强迫我陪她一起跑步的念头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小小空间。

于是我打埃伯哈特家的电话,但他也不在家。这次把我激怒了。他肯定又在温黛那儿;自从依拉·罗卡福特餐厅事件后,他一直在安抚她受伤的心灵——或者应该是抚摸她的那对大乳房吧。把工作抛诸脑后,整日精神恍惚,像害了相思病的蠢蛋——他已经开始使我恼怒了,下次见到他我一定要这么跟他说。我考虑打电话到温黛家去找他,但转念一想,还是决定不打了。我不想和温黛说话。比起温黛来,埃伯哈特还不算那么糟。让他自己从报纸上看有关贝托鲁奇死亡的报道吧。

时间还早,于是我拨了克斯卡顿的号码。我猜想现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差不多起床了,我想在迪卡尔布之前联系到他。他的确已经起来了,因为他很快就接起了电话。从他的声音听不出接到我的电话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显然他还不知道贝托鲁奇的事,不然的话当我问他能否去走访一下时他一定会说些什么的。但他只问了我有没有新消息,我说是的,不过最好能面谈;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。他的语气里透出痛苦和无望,我不喜欢。

金门高地上雾气朦胧,几乎看不清楚公园里的树顶。没有人在室外活动。整个地区看起来萧索颓废,像是某个瘟疫肆虐的城市。不知怎么的,一想到这里,我便陷入一种沮丧之中。

是林恩·克斯卡顿开的门。除了黑眼圈外,她看起来很苍白,穿着另一条极其紧身的CK牛仔裤。她抢在我说话前快步走上门廊,轻轻带上门,一只手挡着以防止门自动锁上。

她说:“他在房间里等你。他认为你有坏消息——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来。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

“哦,上帝,我就知道,”她说,“我就知道。”她的语气仿佛在唱一首哀歌,伴着自怜的呻吟,“你查到了什么?”

“我只想说一遍,克斯卡顿太太。”

“他不会让我待在房间里听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?”

“我们又吵架了。星期三晚上,你和我在公园里谈过之后。从那时起他和我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五个字。”

我没说什么。

“星期四和昨天我试图再打你电话。我想……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吵架?”

“他不肯去看精神病医生,甚至都不和自己的医生说话。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。”

“电话里听起来他很沮丧。”我说。

“比任何时候都糟糕。他坐在房间里,不停地阅读他父亲的书和小说,不吃不喝,也不讲话,只是整日坐在那里。你真的要把你带来的消息告诉他吗?”

“我没有选择。”

“真的很坏吗?”

“对你我来说不是,但对他应该是的。”

“那么别告诉他!天知道他听了以后会是什么反应。”

“克斯卡顿太太,如果你为那把枪担心,为什么不从他的桌子里拿走,然后藏起来呢?”

“那把枪被放在带锁的抽屉里,只有他有钥匙。他成天坐在那儿。”

“我还是要告诉他,”我说,“即使我不这么做,马林县警局也会这么做的。”

“警局?我的天,怎么——”

“我们最好进去吧,克斯卡顿太太。”

她仍在喃喃自语,不过还是让我跟着她一起走了进去。房子里很安静——安静得有些令人不自在。我们穿过客厅,通过一个小厅来到克斯卡顿房门口。我边敲门边叫他的名字,随后里面传出声音:“门开着,直接进来。”于是我们走了进去。

他半躺在躺椅上里,手杖放在大腿上,嘴里叼着根熄灭了的烟,肘边的桌上堆满了书刊,有《矿工》、《美国杂志》、《周六夜》,还有三本约翰尼·阿克斯小说。他看上去和我上次见到时没什么不同——除了那双眼睛。现在他的眼睛没有一丝生气,漆黑而毫无光泽,就像两只烧坏的灯泡,眼白充满一条条血丝。

他说:“请原谅我不能起身。我的腿今天有点不舒服。”

我朝他挪了几步,这时林恩·克斯卡顿关上门,贴门而立。克斯卡顿看着她,示意她静悄悄地出去。她说:“我要留下来,迈克尔。我也有权听听事情的进展。”

他没答理她。在他的意识里,仿佛她早就已经出去了。他对我开口,声音里含着痛苦:“有喜讯了,呃?”

“很抱歉没有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好吧,我洗耳恭听。”

我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告诉了他。哈蒙·克雷恩和凯特·贝托鲁奇之间的明显关系、我的猜疑、安吉洛·贝托鲁奇的谋杀案——我既没有刻意隐瞒情况,也没有描述多余的细节。当我首次提到谋杀时,林恩·克斯卡顿在我身后嘀咕起来。除此以外,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我的说话声。克斯卡顿没有讲话,没有移动,没有对我说的内容做出任何反应;他眼神空洞,表情茫然。

我说完后,房间里大概静默了十秒钟。然后克斯卡顿说:“这么说来,我父亲是个奸夫加杀人犯。哦,哦。”现在他的语调里不含任何痛苦;确切地说,根本没有感情,像一部受程序控制的计算机发出的平淡电子音。

“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杀人,克斯卡顿先生。”

“不知道吗?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。”

“对我而言不是。”我说,“可能贝托鲁奇应该对他妻子的死负责任,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。”

“结果都一样,我父亲已经卷进去了,不是吗?如果不是,后来他不会喝酒喝得那么凶,不会变得那么消沉,更不会朝自己开枪,不是吗?”

“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——”

“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”

“昨晚刚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又怎么说?”我问。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你最好关心一下这件事,克斯卡顿先生。我认为贝托鲁奇被杀与一九四九年发生的事情有关。”

“这能减轻我父亲的罪行吗?”

“不知道。有可能。”

“胡说。”他说。

“你似乎不明白,这件事再也不是考古学探险了。不再是单纯寻找你父亲自杀的动机,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桩确确实实的谋杀案。”

“我无所谓。”他说。

“迪卡尔布警官来的时候,你也打算这么说?”

“去他的迪卡尔布警官。他想要逮捕我的话,让他来好

了,我不在乎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根本不在乎谁杀了贝托鲁奇,包括他那淫荡的老婆,不在乎为什么,所有这些我都不在乎。”

“为什么?仅仅因为你发现你父亲不是你想的那种人?”

没有回答。克斯卡顿现在没有看着我。他拿起桌上的烟草罐,熟练地往烟斗里加烟丝。我瞥了一眼林恩·克斯卡顿,她的表情仿佛在无望地乞求,那眼神似乎在说:看见了吧?

看见了吧?

没错,我是看见了。但我什么都做不了,无论是为他还是她。我能做什么呢?我不是精神科医生,不知道如何对付克斯卡顿颅骨内乱窜的神经信号。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就已经够幸运了。

克斯卡顿把划着的火柴塞进烟斗里。烟斗点燃后,他避开我的眼睛,说:“感谢你所做的一切,但我不再需要你的调查了。把我要付给你的账单寄给我。或者我现在就写张支票给你,如果你想要的话。”

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。“按你说的做吧,克斯卡顿先生。我会把账单寄来。”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,于是我避开克斯卡顿太太的目光走了出去。回家的路上,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,极其难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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