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9月,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揭幕了。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好莱坞。

美苏联盟破裂,红色恐慌席卷全美,野心勃勃的约瑟夫·麦卡锡参议员意识到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时机。有一天,他宣称陆军部队里有共产主义分子。

人们问他:“有多少呢?”

“几百人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麦卡锡成了各家杂志的封面人物,登上了各地报纸的头版。

随后他又声称,海军和军工企业里也有共产主义者。他每接受媒体采访一次,这些数字就会改变一次——不断地往上攀升。

J.帕内尔·托马斯和一小撮议员成立了调查委员会,号称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。委员会首先便拿好莱坞的一些编剧开刀,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,在剧本中宣传共产主义,还传唤证人去华盛顿参加听证会。

麦卡锡声名日隆,行事也越发肆无忌惮。很多人被无端地指认为共产主义者,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,还失去了工作。军工企业及其他行业也受到了委员会的调查,不过好莱坞最受公众瞩目,委员会就借势大做文章。

那些作为证人受到传唤的编剧、制片和导演面临着三个选择: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并指认同伙;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;拒绝表明立场,这样他们就要面临监禁的危险。委员会行事冷酷。他们坚称,一旦受调查者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,就必须指认同伙。

有十位编剧拒绝回答委员会的提问,旋即被送进监狱。与此同时,有三百二十四位娱乐圈人士上了黑名单,数百个人失去了事业和前途。

在好莱坞,电影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召开了秘密会议,讨论如何以最稳妥的方式应付眼下这一关。他们发表了一项公告,称他们不会再雇用共产党人。这就是长达十年的黑名单的肇端。

RK0掌门人多尔·沙里公然宣称,如果公司雇用那些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编剧,他便马上辞职。此后不久,委员会点了RKO一位编剧的名,沙里便将他辞退了。编剧协会的人被激怒了。沙里请求众位编剧给他一次机会,让他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。协会礼堂里济济一堂。

沙里说:“我想提醒各位,我本人也是一位编剧。我当初就是从一名编剧起步的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希望,当他们命令我解雇某位编剧的时候,我就从RKO辞职。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,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继续留在RKO,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诸位。”

这句话让他大失人心。他这番自我辩白招致现场一片嘘声,会议草草收场。

这段非常时期里某一天的早上,公司的高级主管、也是尼古拉斯·申克的亲戚马尔文·申克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。没人确切地知道这位仁兄到底是做什么的,不过有传言说,有人每周给他三千美元,让他盯着窗外,看到有冰川朝公司移过来就拉响警报。

马尔文年近五十,一个已经谢顶的小个子,有一股子企业家的魅力。

“坐吧,西德尼。”

我坐了下来。

他看着我,语气中带着责备:“昨晚你在编剧协会会议上是不是投了阿尔伯特·马尔兹的票呀?”

头天晚上我们召开过一次会议,选举新的董事会。这是个封闭会议,可我当时被他一下问蒙了,都没想起来质问他是如何得知我投票给谁的。

我说:“是的,我投了他一票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投票给马尔兹呢?”

“我看过他的小说《西蒙·麦吉文之旅》,写得很优美,协会董事会需要一位像他这样优秀的编剧。”

“是谁让你投票给他的?”

我生气了,“没有人让我投票给他,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投票给他的理由。”

“肯定是有人叫你投他一票的。”

我提高了嗓门:“马尔文——我刚才已经说了,我投他的票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。”

他仔细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,随后抬起头来,“过去这几周里,你是不是在公司里给好莱坞十君子的孩子募捐了?”

这句话让我彻底失去了控制。他说得没错,我先是自己捐了钱,然后又在公司里募捐,好关照那些父亲身陷囹固的孩子们。

我很少会发脾气,不过不发则已,一发便不可收拾。

“我有罪,马尔文。我不该这么做,让那些该死的小孩子饿死算了。既然父亲进了监狱,孩子就活该吃不着东西。让他们都饿死算了!”我已经在咆哮了。

“冷静,”他说,“冷静。我想,你还是先回家,尽量回忆一下是谁让你投票给阿尔伯特·马尔兹的。明天再来见我吧。”

我气冲冲地走出他的办公室,感觉自己很受伤,刚才这种侮辱简直无法容忍。

当晚我彻夜未眠,在床上辗转反侧,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。上午九点,我又来到了马尔文·申克的办公室。

我说:“我不干了。你可以把我的合约撕了。我不想在这里干了。”说完我就往门口走去。

“等一下。不要这么草率嘛。今天早上我跟纽约那边谈了。他们说,如果你签字声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,从未加入过共产党,这整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他递给我一张纸,“你签吗?”

我看了看那个声明,开始冷静下来。我说:“好吧,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,从来都不是。”

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羞辱,不过跟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段时期的经历相比,也就不算什么了。

我有几十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就此失去了在好莱坞工作的机会,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。

1948年2月,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公布了。我凭《单身汉与时髦女郎》一片跟其他四位编剧一起获得了提名。同事、经纪人和朋友纷纷向我表示祝贺,不过有件事只有我一个人清楚:我是不可能最终获奖的。

竞争对手的那些片子部部都是红得发紫,有卓别林的《杀人狂时代》,还有《双重生活》、《灵与欲》以及那部外国大片《擦鞋童》。能获得提名就已经让我备感荣耀了。我好奇的只是,他们当中谁会是最后那个幸运儿。

我接到多娜·霍乐薇的电话,她祝贺我获得提名。我和多娜已经成了好朋友,经常一起去看电影、听音乐会。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同伴。

奥斯卡颁奖礼那天早上,多娜打来了电话。最近她离开了威廉姆·莫里斯事务所,去哥伦比亚公司当了哈里·科恩的私人助理,我觉得科恩真是太幸运了。

多娜问我:“准备好去颁奖礼了吗?”

“我不想去了。”

她似乎震惊不已,“你说什么?”

“多娜,我是不可能获奖的,那我为什么还要坐在那里发窘呢?”

她说:“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,那就没有人会去领奖了。你必须去。你觉得呢?”

我想了想。去当个好观众,为胜者鼓掌又有何不可呢?“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?”

“当然愿意。我希望看着你站到舞台上。”

第二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神殿礼堂开幕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转播,不过会通过ABC公司的两百个广播站和军队广播网向听众播报。礼堂里人头攒动,我和多娜找到座位坐了下来。

多娜问我:“你紧张吗?”

答案是“不”。这个夜晚不属于我,属于一位能得奥斯卡奖的其他人。我只是一名看客,没理由紧张的。

仪式开始了。获奖者陆续走上台去领奖。我靠在椅背上,身体放松、心情愉悦。

终于,要宣布最佳原创剧本奖了。出演过多部音乐剧的影星乔治·墨菲宣布:“得到提名的有……亚伯拉罕·鲍伦斯基,《灵与欲》……鲁斯·戈登、贾森·卡林,《双重生活》……西德尼·谢尔顿,《单身汉与时髦女郎》……查尔斯·卓别林,《杀人狂时代》……塞吉奥·阿米蒂、阿道尔夫·弗朗内、塞萨·吉乌里奥·维奥拉、塞萨·扎瓦蒂尼,《擦鞋童》。”

随后他打开信封,“获奖者是……西德尼·谢尔顿,《单身汉与时髦女郎》。”

我呆坐在座位上。稍微有点头脑的获提名者都会准备一个讲话稿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却什么也没准备,什么也没有。

乔治·墨菲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:“西德尼·谢尔顿。”

多娜捅了捅我:“快去啊!”

我站起身,神思恍惚地在观众的掌声中踉跄着走向舞台。我走上台阶,乔治·墨菲过来跟我握手。

“恭喜!”

“谢谢。”我努力挤出了一句。

乔治·墨菲说:“谢尔顿先生,为了科学、为了后代,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创作经历吗?”

我怎么能什么也不准备呢?随便准备点什么也好啊!

我直愣愣地盯着他:“呃——啊——我回到纽约的时候,那儿有很多——你知道——时髦女郎,她们给了我灵感,我觉得拍一部关于她们的电影也不错。然后,我——我就有了构思。”

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能说出这么傻的话,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。最后,我终于集中起足够的精神,向诸位演员和欧文·里斯表示了感谢。我想到了多尔·沙里,犹豫着是否要提到他,他做过那些不光彩的事情,我对他很是恼火。不过话说回来,他的确参与了影片的拍摄。

“……和多尔·沙里。”我补充道。我终于领完了奖,又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舞台。

我回到座位之后,多娜说:“太棒了。你有何感想?”

有何感想?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消沉,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抢来了一件本应属于别人的东西,感觉自己是个冒牌货。

典礼在继续,不过在那一刻之后,舞台上的一切都变得模糊。罗纳尔德·科尔曼正举着小金人在谈《双重生活》,洛蕾塔·杨在为《农家女》感谢每一个人。每一个人似乎都没完没了,永无止境,我却等不及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在这个本应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,我却一心想着自杀。我想:我得去见心理医生,我肯定出问题了。

我去了贾德·沃尔默医生那里,以前找他做过心理咨询的一位朋友跟我推荐了他。我知道娱乐圈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病人。

沃尔默医生是个大个子,待人真诚,一头银灰色头发,一双富有洞察力的蓝眼睛。

“谢尔顿先生,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呢?”

我想起了在西北大学我爽约的事情。

我老实说道: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?”

“我有一个问题,可又不知道问题的症结。我在米高梅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,能挣很多钱,几天前还获得了奥斯卡奖,我……”我耸了耸肩,“可我就是不快乐,非常地消沉。我向着目标努力奋斗,而且很成功,可是……其实却并没有目标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你经常感觉消沉吗?”

我说:“有时候,不过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的吗?我也许是在浪费您的时间。”

“我有的是时间。跟我说说过去让你消沉的一些事情吧。”

我回想起过去那些本应快乐我却倍感忧伤、本应忧伤却欢欣无比的时刻。

“呃,我在纽约的时候,一位歌曲作者叫马克·里奇的……”我开始讲了起来,他静静地听着。

“你想过自杀吗?”

阿富勒莫药杂店偷来的安眠药……你阻止不了我的,就算你现在阻止了,明天我还是会自杀的……

“有过。”

“你觉得自尊受损?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觉得自己不该有现在这样的成功?”

他真是太了解我了,“是的。”

“你觉得自己很不称职,还有负罪感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探身按下了一个内线的键,“库帕小姐,告诉下一位病人时间往后延一下。”

我浑身一阵寒意。

马尔默医生看着我,“谢尔顿先生,你得的是狂躁抑郁症。”

我真讨厌这个词的发音,“这意味着什么呢?”

“这是大脑中有一部分极度狂躁及抑郁的末梢,导致情绪的大起大落。感觉就像在你跟外界之间隔了一道帘子,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,你是一个冷眼旁观一切的局外人。”

我觉得口干舌燥。“有多严重呢?”我问他。

“狂躁抑郁症可以对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美国有这种症状的至少有两百万人,就是说每十个家庭就要出一个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搞艺术的人特别容易得这种病,比如说,文森特·凡·高、赫尔曼·梅尔维尔、埃德加·艾伦·坡,还有弗吉尼

亚·伍尔芙。”

我并没有感觉好些,他们得病是他们的事。

“要多久才能治愈呢?”我问他。

长久的沉默,“无法治愈。”

我慌了神,“什么?”

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用药物控制病情。”他迟疑着说。“问题是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。大约每五个狂躁抑郁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最终会自杀,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患者至少尝试过一次自杀。全国每年有三万个自杀者,这类情况在其中占了多数。”

我坐在那儿听着,忽然觉得很不舒服。

“有些时候,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,你就会言行失控。”

我感觉呼吸困难。

马尔默医生继续说道:“患者会有不同类型的症状。有些人可能会连续几周、几个月甚至几年情绪出现极度的波动,同时他们也会有情绪正常的时候,这种类型被称做‘情感正常’型,我想你就是属于这一类型。遗憾的是,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,这种病无法治愈。”

现在,我身上的毛病至少是有了一个名字。他给我开了药,我瑟瑟发抖地离开了诊室。然后我想,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是正常的,正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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