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
能够再次跟欧文·柏林合作真是令人振奋,而他也是活力不减当年。他手舞足蹈地走进我的办公室,开心地笑道:“这片子肯定要强过原剧。我们去找亚瑟吧。”
亚瑟·弗里德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后面。我们进去后他应声抬起头来,“这是部大片,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的。”
我问他:“你有角色人选了吗,亚瑟?”
“朱迪,加兰德演安妮,霍华德·吉尔演弗兰克,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年轻演员兼歌手,路易斯·卡尔亨演公牛比尔,导演是乔治·西德尼。”
我又要跟朱迪合作了,还可以跟路易斯·卡尔亨共事。
亚瑟·弗里德对我说:“我们要让你飞去纽约和芝加哥看看歌剧是怎么演的。”
在纽约演安妮的是伊索·摩曼,芝加哥则是玛丽·马丁。
“什么时候?”
“明早九点的航班。”
《飞燕金枪》确实是一场非同凡响的娱乐盛宴。赫伯特和桃乐丝·菲尔兹夫妇的原书引人入胜、妙趣横生,伊索·摩曼的演绎则是激情四射、热闹又招摇。第二天一早,我又飞往芝加哥,去看玛丽·马丁的演出。
她的演出是另外一种风格,她演绎的安妮有羞涩可爱的一面,非常地打动人。我面临的考验就是要在一个角色中融合她们俩的优点。
创作《飞燕金枪》这样的热门剧本自有其困难。我不能离原著太远,又得让它适合银幕表演。许多舞台效果很好的场景在电影中是不适用的,必须构思新的场景。
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、第二幕之间的衔接。舞台上,第一幕结束时,安妮离开美国去了欧洲,而第二幕开场时她便已经回到美国了。在屏幕上如何衔接便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。
我可以利用蒙太奇,简短展示安妮在欧洲各国的情景,或者也可以专注于其中一个国家。这段衔接要长还是短呢?这些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,因为拍摄这些场景需要花很多钱。这个决定该由制片人来做。
我往亚瑟·弗里德办公室打电话,预约了一个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一小时后,他的秘书打电话来取消了预约。第二天我再次约了他。秘书又打电话来取消了。连着三天都是这样。第三天下午,山姆·韦斯博得来到了我办公室。
“我刚刚去过亚瑟·弗里德的办公室。他对你非常失望。”
我内心涌上一股恐慌,“我做什么了?”
“亚瑟说你到现在一页剧本都没交出来。”
“可是我打电话约他讨论……”我突然醒悟了过来。亚瑟·弗里德对于讨论剧本根本没兴趣,他只对影片的音乐部分——歌曲、舞蹈、女孩子——有兴趣。我有种感觉,他无法在脑海里想象出影片的场景。我想起了他对我的剧本《万花锦绣》的反应,在剧组其他人讲述各自的感受之前,他一直未予评论。
亚瑟·弗里德的才能在于遴选合适的剧本,雇来最佳人选来将其实现。我深呼一口气。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,我自行做出决定,然后着手:撰写剧本。我写得很快,希望一切顺利。
写完后,我把剧本交了上去,然后静候消息。我不知道,最先收到的会是谁的反馈。
第二天,导演乔治·西德尼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
“你是想听奉承呢还是想听实话?”
我一下子觉得口干舌燥,“实话。”
乔治·西德尼咧嘴一笑,说道:“我太喜欢了!你写得真是太好了。”他目光炯炯。“这部片子肯定会大获成功。”
剧组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剧本发表了评论之后,亚瑟·弗里德说:“西德尼,你整个调子把握得非常好。”
朱迪录好了影片的配乐,摄制工作便正式开始了。
没有戏的时候,朱迪经常来我办公室聊天。
“戏拍得很顺利,是吧,西德尼?”她听起来很紧张。
“而且很美,朱迪。”
“是吗?”她问道。
我仔细地打量着她,她看起来很紧张。我很好奇,精致妆容后面的她会是什么样子。
我开始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谣言。朱迪总是迟到,台词也没背会,拍摄进度一再受阻。她会在凌晨两点给乔治·西德尼打电话,说自己第二天不一定能赶到片场。
最后,整个摄制工作彻底停了下来。当天,公司就宣布朱迪·加兰德已经被人替掉了。我很伤心。听到这个消息我本想给她打电话,可她已经绝望地跑到欧洲去了。
他们原本打算把安妮的角色给贝蒂·加勒特,这位很有才气的年轻演员出演过我编剧的《大奖》,她的丈夫拉里·帕克斯是《一代歌王》的主演。
班尼·索尔去见加勒特的经纪人。
索尔说:“我们想要贝蒂接下来三部影片的优先签约权。”
加勒特的经纪人摇了摇头:“你们只能让她出演这部片子,没有优先签约权。”
拜这位经纪人所赐,贝蒂·加勒特失去了千载难逢的这个角色。最后公司签了贝蒂·赫特来饰演安妮,片子终于平安无事地拍成了。
拍摄过程中的一天早上,欧文·柏林来到了我的办公室,“西德尼,我们一起写一部百老汇音乐剧如何?”
我的心狂跳不已。欧文·柏林的合作就是成功的保证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:“我愿意跟你一起写,欧文。”
“好。我已经有一个创意了。”
欧文开始一边来回踱着步,一边把他的构思告诉了我。
我瞟了一眼手表。
我说:“我不想打断你,可我十二点半有个饭局,现在必须得走了。等我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?”
“你去哪里?”
“比弗利山的布朗·德比饭店。”
“我跟你一起坐车过去。”
欧文钻进我的车跟我一起去饭店,让他自己的司机在后面跟着,这样他就可以接着跟我谈他的创意,不用等一个小时我吃完饭之后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激情。
也是在那天下午,他还告诉我,他要去东洛杉矶,因为有一个年轻歌手要演唱他的一首歌。这就是年过六旬的欧文·柏林,一个正处于创作巅峰期的活力无限的天才。
岁月对他很残酷。他在九十多岁时患上了妄想症。有一天,天才的百老汇制片人和舞美设计汤米·图恩打电话给他:“欧文,我想排一部百老汇歌剧,要用到你的几首歌。”
“不行。”
汤米·图恩很诧异:“为什么呢?”
欧文·柏林放低声音:“唱我歌的人太多了。”
遗憾的是,最后我们也没能写成那个音乐剧。
写《飞燕金枪》给我带来了诸多乐趣,其中之一就是结识了霍华德·吉尔,他人高马大、身强体壮,说话音色极美,是当仁不让的男主角人选。霍华德有一场射击双向飞碟的戏,所以得练习射击。我陪他一起去射击场,我们还进行比赛。
每次都是他赢。
在导演乔治·西德尼的带领下,片子拍得很顺利,后期制作也终于完成了。
1950年《飞燕金枪》首映,各界评论一致惊艳。纽约评论界称其为“年度最佳音乐剧影片”。
“因为《飞燕金枪》,看电影重新排上了大众的日程表。”
“银幕上的安妮好过舞台上的安妮。”
“向柏林和菲尔兹伉俪致意。轰动之作。”
贝蒂·赫特被评为电影故事奖最受欢迎女演员,我则获得了美国电影编剧协会的编剧奖。
1950年,《综艺》杂志上刊出了历年盈利最高的影片榜。我写的三部影片榜上有名:《单身汉与时髦女郎》、《万花锦绣》和《飞燕金枪》。
我的消沉时期又过去了,于是便得出一个结论:那位说我患有狂躁抑郁症的心理医生肯定是搞错了。我没有病。我继续跟多娜·霍乐薇约会,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跟她共处的时光。
有天共进晚餐时,多娜说:“你想见玛丽莲·梦露吗?”
我说:“想啊。”
她点点头,“我帮你安排。”
玛丽莲·梦露是一位性感偶像、超级明星,她的身世非常坎坷:母亲是神经病,从小寄人篱下,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,欲罢不能地酗酒、吸毒。不过,她身上有一样别人永远无法夺走的东西:天赋。
第二天,多娜打来电话,“周五晚上你跟玛丽莲·梦露共进晚餐。记着去她的公寓接她。”
然后她把地址告诉了我。
我热切地盼望着周五的到来。玛丽莲当时已经参演了多部热门大片,有《绅士爱美人》、《愿嫁金龟婿》,还有和加里·格兰特合演的《妙药春情》。
那个夜晚跟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。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玛丽莲的公寓,她的女伴请我进了屋。
“梦露小姐几分钟后就出来。她正在穿衣服。”
她说的几分钟其实是四十五分钟。
玛丽莲终于从卧室里出来了,真是明艳不可方物。
她伸出纤手跟我相握,声音柔媚动人:“很高兴认识你,西德尼。我很喜欢你的作品。”
我们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餐厅。
我说:“跟我说说你的事情吧。”
她开始侃侃而谈。出乎意料的是,我们谈论的主要对象居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普希金等几位俄罗斯作家。那些话出自这么一位美貌女郎之口,感觉真是极不协调,就像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同时跟我吃饭似的。
按我看,她对自己说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体会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当时正在同时跟阿瑟·米勒和伊利亚·卡赞约会,这两位自然都成了她的导师。这个夜晚很愉快,不过我后来再没有给她打过电话。
此后没多久,她就跟阿瑟·米勒结了婚。
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,我在我的医生海·恩格尔伯特家跟他一起吃饭。吃到一半的时候,他去接了个电话,然后回到饭桌边跟我说:“有个急诊。我去去就回。”
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他才回来。
“很抱歉,”他说,“是我的一个病人。”随后他迟疑了一下,说道,“玛丽莲·梦露。她死了。”
当时的她芳龄三十六。
哈里·科恩是哥伦比亚公司制片部主任,我第一次见他是跟多娜·霍乐薇一起。科恩被誉为好莱坞最严厉的电影公司老板。他曾经这样吹嘘:“我是不会得溃疡的,只会让别人得。”
据说,他只害怕一个人,那就是路易斯.B.迈尔。有一天,迈尔给科恩打电话:“哈里,你有麻烦了。”
科恩战战兢兢地问道:“什么麻烦,L.B.?”
“我看上了你们公司的一个签约演员。”
科恩如释重负,“拿走吧,L.B.,你想要谁都可以。”
二战期间,有这么一种说法:从哥伦比亚辞职去参军的编剧都是懦夫。
哈里·科恩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,有一个密友哈里·鲁比。两个人都在纽约的一辆有轨电车上上班,哈里·科恩是售票员,哈里·鲁比是验票员,两个人形影不离。
多年后,两人都去了好莱坞。有天晚上,两个人带着各自的女伴聚在了一起,回忆往昔峥嵘岁月。当时的哈里·科恩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头,哈里·鲁比则是一位成功的词曲作家。
哈里·鲁比说:“有轨电车跟恐龙一样灭绝了。当年我们在电车上的工作可真是有趣啊。”
哈里·鲁比转头对着两个女伴,冲科恩点了点头,“他每周赚十八美元,我赚二十美元。”
哈里·科恩的脸涨得通红。
他咆哮道:“是我赚二十美元,你赚十八美元。”
那以后,哈里·鲁比再也没能见着哈里·科恩。
我在几次宴会上见过哈里·科恩。第一次见他时,他正在大肆诋毁编剧,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懒惰。
“我让我的编剧每天上午九点到公司,跟那些秘书一样。”
我说:“如果您认为这么做他们能为您写出好剧本的话,那您就该转行了。”
“你他妈的懂什么?”
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争辩。下一次,在另外一个聚会上,他又认出了我。他喜欢跟人争论。他请我共进午餐。
“我在签一名制片人之前,谢尔顿,”他说,“我都会问问他的高尔夫球杆数。”
“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呢?”
“如果他的杆数很低,我是不会要的。我只要那种一心只给我拍片子的制片人。”
还有一次他告诉我:“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签一个身价很高的导演吗?就在他的片子票房大惨败之后,那个时候他的身价就下来了。”
有一天,我正在哈里·
科恩的办公室,内部通话系统里传来了公司经理的声音。
“哈里,多娜·里德也在线上。托尼的剧组要被派到海外去了,多娜想在他走之前,去旧金山陪他。”
多娜的丈夫托尼·欧文是一个制片人。“她不能去。”科恩说,随后便转过头继续跟我说话。
一分钟后,经理的电话又来了,“哈里,多娜非常伤心。她大概要好几年见不着她先生了,再说我们现在又不需要她。”
科恩说:“我说了不行。”
经理又打来了第三次电话。
“哈里,多娜都哭了。她说无论如何她都要去。”
哈里·科恩高兴地笑了,“很好,停了她的薪水。”
我震惊地看着他,心想:我身边这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!
我读到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,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,小说预言了三十五年之后的俄国。书里描写的景象非常恐怖。我觉得,这本小说可以改编成一出绝妙的百老汇音乐剧。我给奥威尔去了信,请求得到小说的舞台剧改编权。
我去找多尔·沙里,告诉他我想改编《1984》。自由主义者多尔说:“我看过这本小说,书很好,不过是反俄国的。你不能写这样的剧本。”
“多尔,它会成为一部重头音乐剧的。”
“你干吗不写信给奥威尔呢,跟他说,你觉得不应该反俄——只要反独裁就行了。也就是说,不要针对某个国家。”
我想了想。“好吧,我给他写信。”我给奥威尔去了信,他回信说:
亲爱的谢尔顿先生:
多谢你8月9日的来信。我想您对此书政治倾向的解读跟我的意图非常之接近。不过,我还是在努力想象,植根于英语国家、而非俄国外交部简单延伸的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。我尤其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抨击英国工党或者集体主义经济体制。我相信,于您而言,这一点毋庸说明,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,是因为我发现,美国部分媒体利用这本书来说教,向人们展示英国社会主义今后!
多尔给我安排了很多事情,让我忙的团团转,最后我只好放弃了《1984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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